对杨德昌电影的记忆是零碎而杂乱无章的。就像大学里的那些记忆，好几年时间能组织成画面的只是几个闪回，就跟看现代电影里流行的那些带着强烈闪光的快切镜头一样，每次回忆所带来的只有晕眩。“恐怖分子”里那辆破旧不堪的面包车，“牯蛉街少年杀人时间”里女孩白衬衫上刺目的鲜血，“麻将”里张震及不和谐的黑框眼镜和蘑菇小分头，“独立时代”最后一段男女主角在出租车里争吵后各自向着两边窗外发呆时的镜头，类似的碎片很多很多。

杨老师喜欢用中远镜和定镜来叙述故事，很多时候一个电影从头至尾没有一个特写镜头，我经常无法看清楚主角的长相，可是这些故事就好似发生在你身边一样，就像在马路边看人家掐架，想凑近看血肉横飞的场面又怕殃及无辜，就像夏天在咖啡馆看路边穿得很少的姑娘走过，想凑上去看个究竟却隔了层玻璃，就像考试考不出想拉出就放在隔着一层木板的课桌里的教科书却又不敢，只能呆看坐在前面的丑女生埋头疾书的背影，祈祷她能良心发现把考卷往后拉一拉。一切看似很远其实又很近，杨老师的电影总是给我这样的感觉。我一直不太喜欢特写镜头，什么东西凑近了看都要打上点折扣，特别是人物的局部特写，裹着衣服的特写让我联想到裁缝，裸着皮肤的特写让我想到A片。斗胆猜测一下，杨老师可能也是同道中人吧。

杨老师电影里的人物关系也总是跟他的镜头运用基本一致，看似亲密无间，转眼兵戈相见，朋友，爱人，哪怕是亲人之间的关系都常带着一种危机感，始终处在崩溃边缘。他的电影凸现人的内心斗争和变化，这些变化不知不觉地爆发，回过头来想想又相当符合逻辑毫不唐突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所有变化而带来的冲突都及俱震撼力和破坏力。即便是“麻将”和“独立时代”这样恶俗的大团圆或者重归于好结局，仍然带着淡淡的绝望，这种模棱两可，让不动脑子的可以看完甜甜地睡下意淫，让动脑子的用一个问题使自己彻夜难眠：now what？

杨老师的电影变化多端伸缩自如，用经典的台词让一个半小时的“麻将”和“独立时代”饱满润泽回味无穷，也可以纯粹用画面和场景构筑三个小时以上鲜有台词的“牯”和“一一”而不显拖沓和亢长。相比之下，李安在去好莱坞之前的人文三部曲主要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好看却少了份真实感，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心里，台湾导演里杨老师的排名总是第一，而李安就永远只能做老二。

杨老师走了，躺在他比佛利山庄的豪宅里体面的走了，留下一部没完成的动画片，一个寡妇，和一个叫蔡琴的前妻。有点伤感，毕竟是他让我喜欢上了台湾电影。